缺乏现代化土壤的情况会制约创造力，很容易再次落后
在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所有措施中，最具威胁性的是在科研上的脱钩断链。现代化的终极推动力——现代科学技术，是从西方文明诞生的，同西方文化的关系紧密。这个事实提出一个关于现代科学技术是否能从中华文明中诞生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使许多人感觉民族自尊受伤。诚然，科学揭示的是客观规律，无论对哪种文明，在何种文化中都一样。但是，克服各种愚昧无知、迷信、偏见、禁忌、价值观上的障碍等等，只有西方文明孕育出来的力量，冲破中世纪的黑暗，取得全方位突破，创造了现代科学和工业文明。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世界，正如有些爱国大家说的那样：“他们还在住洞穴时，我们已经穿上绸缎了”。但中华文明始终没能取得系统性的突破，而产生现代科学技术。1793年，英国国王特使马戛尔尼向乾隆皇帝展示他特意带来的，当时西方工业文明最新和最高水平的产品时，乾隆斥之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称泱泱天朝大国包罗万象，对这些玩意儿没有一丁点儿需要。这个历史事件典型地反映，中华文明在价值观念上，并不鼓励现代科学技术的生长；类似的种种不利因素，使得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华文明中没有发生和成长的合适土壤条件。其他非西方文明也大都如此。先进的仍然先进在19世纪领先的国家，至今仍然领先，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加入它们的行列。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是整个生态系统，在推动它们不断开拓前进，得益于许多不显眼的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力。没有这个系统的国家就会显得丢三落四，捉襟见肘，断层不断，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倒退。那些成功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起之秀，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关键领域都很国际化，这是因为它们学到了现代化的软指标和无形条件，成功融入先进的科技和创新生态体系。这不得不使人发问：我们是否学到了足够多的西方文明关键因素，使得移植来的现代科学技术，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合适的土壤条件，生根发芽，发扬光大起来？五四时期提出“全盘西化”不是没有由头，也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先驱确实看到了问题症结所在。当代中国人在中国的现代化取得辉煌成就后，反而看不到这一点，于是反过来大骂五四运动前辈崇洋媚外，有失民族自尊。尽管“全盘西化”不仅不可取，而且不可行，但丧失了五四时期的敏锐眼光，就可能使“天朝”再次落伍。软件现代化在追赶期的后进国家其实并不是独立地，而是不自觉地在外部的生态系统夹裹中前行。它们表面光鲜的数字，掩盖了众多隐藏的要素不足。这在与西方关系融洽时似乎不重要，因为在西方成熟的创新生态中，创新拿过来就可以用。一旦被排除在外，不得不独立前行，就会发现自己对外部依赖的程度令人吃惊，许多必要条件都不存在或不成熟。在西方社会文化中可以轻易做到的事情，在本国就会大费周折，因为一些从西方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要素，很难在本国社会文化环境中推广。已故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是东西中外、左派右派政要都非常尊重的智慧之源。西方领导人到访亚洲时，常常专程拜访和聆听他对国际事务的分析和预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甚至说：“他从来没有错过。”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李光耀是这么解释的：“虽然新加坡与中国有许多共同的儒家核心哲学原则，但我们在过去40年里努力将英语作为我们的第一语言，将中文作为第二语言。为什么？当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引起强烈反对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向世界开放，让自己参与和拥抱发明和创造力的主要力量，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语言中，也存在于英语的心态（mentality）中。”这同五四时期激进派的逻辑一致。更早的还有日本，也曾经历过对自己的文明文化甚至人种的自卑自贱，以及“脱亚入欧”的破釜沉舟。许多当代中国学者对此嗤之以鼻，称之为殖民心态。但这些行为背后都隐含同一个客观逻辑。我们在局部或者是短期内也曾造就具有这种气质的团体甚至社区，尤其是当大多数成员在西方受过教育，或者在西方居住很长时间。他们甚至可能比西方的同行同类更卓有成就，因为成员还可以将中华文化的优秀因素融合进来，例如两弹一星的元老组成的团队——他们也吸收了红色文化：雷厉风行、牺牲奉献等等，这些是在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培育出来的，是有精神特质的爱国主义。但这些毕竟波及面小，不能持续，因为会不断受到周围大社会的侵蚀。在某些单项指标上我们毫不逊色，甚至更优秀，例如在科技论文发表的篇数上，在专利申请的件数等单独指标上，但这只是局部的、短期的，并不能代表整体状况，而且是“举国体制”全力推动下非自然产生的，缺少后劲。它们容易造成胜利在望或已经超越美国的假象，但没有一个完整、优良的科研学术生态系统，这些终究不可持续，一旦再次落后，就会是全面的、本质意义上的。所以，中国学习西方，尤其是那些成就现代文明的关键因素，一定要学到家，方能发挥出长期、持久和全面的优势来。以中国的体量和发展水平，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全盘西化，因为想这样也做不到。但如果在现在这个阶段强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一定会将传统文化的糟粕夹裹进来，为今后的再次落后埋下伏笔。日本比较好地将西方文化精髓，同本国文化的优秀遗产结合在一起：它经济和科学技术发达，是世界第一梯队，但在社会治理上远远优于西方国家。现在不少日本人在造“重返亚洲”的舆论，开始以东亚自豪，但可以肯定，日本人不会旧梦重游或复古，因为现代科技文化已深入他们的骨髓。改良土壤以克己复礼、三纲五常、等级森严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压抑离经叛道的新思想和新技术是不争事实。当代至少还有两座大山制约着我们的创造力，一是与现实需求几乎完全脱节的官办意识形态；另一座是个人崇拜的泰山压顶，以及由此衍生的太监化、小人化的学术界次文化。陈旧的意识形态、强制的学习制度，以及造成的政治正确压力，促进的是一种噤若寒蝉而不是百花齐放的学术生态；伟大光明正确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制造一个禁区，或掀起一波无节操的吹捧热潮。如果鲁迅、钱学森、胡适、沈从文、李四光、爱因斯坦、牛顿、冯诺依曼、费曼、李白、杜甫等等，年轻时都不得不去上思政课、背“最高指示”、坚守政治正确，他们还能成为大师吗？仅仅数年间，全国高校系统就建立了1440余所马克思主义学院，再加上数以千计的党校和各地社科院中的马列所，其中不乏优秀学者和开明绅士，但意识形态恰恰是创新最危险的禁区，大家不得不同弹一个调子。试想中国有多少大师，没出师就已被扼杀于萌芽？这些庞大的机构和以此为阵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会影响到今后数代甚至十数代的年轻人，为社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擅长制造分歧和杂音。我任编辑的英文学术期刊，收到无数中国大陆来的投稿，极少有创意的，行文用语和篇章结构雷同，都是八股的产物。也就是说，思想方法被政治学习和宣传口径凝固了。“钱学森之问”与其说是一个大师的质疑，不如说是他发出的诘问。须要改良的土壤还包括官本位、论资排辈、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俗语“天下文章一个抄，就看会抄不会抄”指引下的抄袭和学术造假。所有这一切蕴含的价值观和行为去向，在古代导致科技的绝育，现在仍制约着中国创造力，也可能使中国再次落后。尤其是官本位危害最大；例如中国大学校园同欧美的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方面。很多美国的教授不愿意当系主任，因为吃力不讨好，还耽误学术研究；不少学校不得不实行轮流当主任。但在中国，系主任的身份和权力高人一等，大家抢破头要去当。官本位的社会文化使学校和企业去行政级别化的议论，永远停留在议论上——现在连议论都没有了。行政任命的医院院长的指令，能把知名专家教授折腾得半死不活。李光耀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做出如下断言：“如今的中国面临着非常先进的北美、欧洲、日本，以及相当发达的东南亚和印度。30年后的人会知道，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最大经济体，但资本方面仍然很小，技术上仍远远落后。 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必须具有现实感。”要认清自己的弱项，不要被自尊心或雄心所误，过早膨胀起来。靠金钱堆积是改变不了学术教育生态的，只能在官本位上再镀一层金本位。唯有思想自由和信息自由，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讲话无禁区，讲实话不用害怕，尊重知识而不是权力，这些才是创新的沃土。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